第六十三章 40年代末自贡、重庆和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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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三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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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年代末自贡、重庆和南京
1948年的年初二，白莎走了，这年却也像是过完了。等初五开了市，我带珊儿去照了相，按照白莎留下的地址寄去万县。
事做完了，心里陡然觉着原本手里面牵着的线一根根断去，空落落的不知如何排解。春暖花开之际，我给北平的若颖拍了电报，想邀她和抗儿回四川看看，抗儿还能带着珊儿这个小妹妹一道耍。
若颖回了信来，还附上了她和抗儿的近照，看着心里既暖还愁。她信上说，内战日激，山东、河南都在打仗，火车不安全，飞机票又太贵，也就只能待时局稳定后再看了。
我原本一心准备着在乡下静观时局，可谁知到了八月间，家里忽然来了位客人。德诚引着这人来书斋，说吴先生是白莎的朋友，有白莎委托带给我的东西。听见白莎的消息自然是好事，可这安排却也蹊跷，我便让德诚在外面给客人准备些饭菜，独自听他讲明来意。
那人二十几岁，身材高瘦，看着精干但不失斯文。他别的没有多说，只是拿出个包裹，说是白莎给我的，看了便明白。
包裹不大，从外面看倒像是本书。拆开来，先看见一张便笺，上面几个中国字，确是白莎的字迹：“舅舅，这本书我已看完，先还给你。”。那书的封面似曾相识，却果然是我旧日读过的雨果的《笑面人》。
那书是我当年寄给白莎的最后一本，原本想让她用盲文写上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最后的章节。当时正值淞沪会战的最后关头，书寄了出去，白莎没再寄回来，却不知她还收着，而过了十年竟又回到了我手中。
凭着记忆，翻到我上次的留言。果然，那几行盲文仍在，而对页上又打上了新的英文点字。那几行字是英文写的，大意是她如此书写是为让我确信是她的亲笔。小竺在下面业已安顿，盼女心切，请这位朋友来接珊儿，先去庆哥夔州老家，然后再母女团聚。
这事想想也确实有些蹊跷。这书是我当年的旧藏绝是不假，上面十几年前我留下的盲文仍是历历在目，便笺上的中文字迹是白莎的也该无误，无论如何也不该有什么差池。可这样，却也不得不让人去担心白莎为何如此小心，设了这么几重机关？
心里如此反复几次，却也只是一瞬。毕竟是白莎所请，也就没什么可说的，只是想着珊儿和我们住了一年，心里真是舍不得。孩子这么小，跟着个陌生人一路远行怎不让人担心？想到这儿，心里浮出了个念头，便向着年轻人问道：“要不我和你们一起走一程？珊儿这么小，怕和你认生，不好带的。”
原本以为那年轻人或许会有些犹豫，可谁知听了我的话，却是满脸感激的笑容，说道：“白姐其实和我说，您一定会要跟着的。我怕这样太麻烦您，开始就没敢提。”
我这边安排他先住上一晚，也和珊儿一起玩玩儿，免得后来认生。而那边，我却是费尽口舌和幺妹去说这事。想来她也真是可怜。这阵子把心全放在珊儿身上，如今说走便走，也没个只言片语，更谈不上她心里原想的相认干亲，确也伤了她的心。
我看她也心痛，便想着晚个几天启程。来接卢珊的年轻人倒是没说什么，反而是德诚劝我不如早走。待得越久，分别的时候反而更难受。
德诚的话说得也是在理，我也就对着幺妹的埋怨和眼泪视而不见，第二天便启程了。那年轻人看着也未必有家室孩子，可和卢珊却是玩得来，路上逗得她咯咯地笑。在重庆家里歇了一天，便换上船顺江而下去到万县。
到了万县，年轻人劝我和德诚回去，说是再往下去，路也不好走了，怕我吃不消，再者就是怕时间久了，又会舍不得和卢珊分开了。
这一行虽说不上是送君千里，可却也是希望能再走得长些，而如今才只三天，却真的觉着太短了。但是想想年轻人说的也不错，而卢珊毕竟是庆哥和小竺的女儿，不是外人，将来总是能见着，也就由他们去了。
我和德诚讲，白莎也该是在万县，只是没有确切的地址。德诚说着出去查访，我却也没有答应。白莎做的工作必是隐蔽的，而我心中想着的是或许我们会在街边偶遇。哪怕只是远远看到她一下，知道她安好也就够了。
此后一个礼拜，在万县却也没见着白莎的踪影，可临着要走了，却是听着满城传言当局在城里抓了好几个共产党的大人物。德诚把这消息告诉我，说起街上人都说是在码头看见的。抓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还有好几个女的。刚一听这话，我心里便有着不祥的预感，可却也不敢多说，只是闷在心里，整日忐忑。
在焦心中回到重庆，不安之感愈发重了。德诚原以为我只是不耐暑热，便安排着即日返回自贡。可我因为心里惦念着白莎，想着重庆至少消息灵通，若是能够凑巧碰上她的朋友熟人，更能从旁打听，所以迟迟不愿动身。
过了一个礼拜，我看着报上也没有提及在万县捕获共产党一事，便心存侥幸，想着或许是乡下人以讹传讹也未可知。谁知到了八月最后一周，几张大报同一天都登出了特大新闻，重庆和下川东几十名地下党遭捕，而白莎和小竺的名字赫然纸上。
我这人原本避世畏险，可经历了那两年的变故，听了白莎被捕的消息，却反而少了往日的惊慄，而多了几分勇武。我想起前一年那生活书店邱经理的太太小何，生着肺病还四出营救丈夫，便也学着那样多方联系，广寻门路。
我本想白莎自己是美国人，又曾在蒋夫人身边，终归与旁人不同，谁知一个月跑下来，好脸的是官样文章，软硬搪塞，而恶语的竟是反打一耙，扬言这是最高当局定下的死案，若我不放手，我这个不入流的小盐商被当通共抓了，哪怕是直接毙了也是股掌之间。
如此忙着搭救白莎，却也少顾及外面的局势，往往是隔几天看次报纸，才知道又几个城市易手。先是九月底的济南，然后是锦州、长春、郑州、沈阳。关外，听说是几十万国军没了，而华北却也只剩下北平一座孤城。
双十节那天，我给若颖发了电报，庆贺抗儿四岁生日。电报虽说是发出去了，可电报局的人却说目下是发出去的多，收回来的少。虽然电路尚通，可北平人心惶惶，多也顾不上回电报了。
遭此乱世，却真是让人左右为难。这一边想着白莎在狱中煎熬，每多一日便多一分折磨和痛苦，便盼着共军快快得胜，将她解救初来，永脱险境。可那一边，想想若颖母子，身陷孤城，却真怕城破之时，会是玉石俱焚。
两相牵挂之中，眼看到了四八年十二月初。若颖那边没了音信。此时北平已是兵临城下，平汉线早已不通，除了以金条计的机票，便再没得出城的办法。
重庆这边，能想到的关系都在疏通，可营救白莎还是一筹莫展。四川当地的朋友一听是关在了歌乐山，便都是摇头，劝我断了这念头。那里说情没得用，有几个被抓进去的还是川军将领的亲戚，也是保不出来。唯可用的有两条路，要么中央大员的手谕，要么美国人出面也或许有些作为。
说道中央大员，我便想到了俞先生。此时他仍任交通部长，虽说与此事关系不大，但毕竟也是中央大员了。想来白莎小时候也叫过他叔叔，总算是故人，或许能帮上忙。
我给俞先生拍去电报，未敢提及详情，只是说有件家事急需烦劳老友相援。俞先生倒是爽快，即日便复电，邀我赴宁详谈。他恐我生活也已拮据，便说日下航班不稳，会为我代为安排机票。
到得机场，才发现果真如报上所讲，眼下已是一票难求，特别是去往宁、沪或是广州香港的票，金圆券的标价已是过亿，动辄要用金条来换。看来若非俞先生帮忙，还未准几日才能到得南京。
中航公司的这驾客机中有通道，两厢各设了十个座位，却挤上了二十五人。客人落座不久，过道上又摆上了几只皮箱。此时能搞到机票的，总是有办法之人，但各人脸上皆是愁容不展，裹在冬日的棉袍、皮袄中各想心事。
降落南京时天色已渐黄昏，俞先生派了人到明故宫机场接我。此时离阳历年关还有半月，街面上甚是冷清，不时还有呼啸的兵车驶过。
此情此景看似比重庆更有一派肃杀之景。也难怪，南京与苏北几百里的路，加上一道大江，这就是国府最后的屏障了。若是徐州再败了，不出几日便会重演那“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头”的旧戏了。
俞公馆在城北，一座三层的洋楼，倒也巍峨。墙面是土红素面，间以红砖装饰，若是阳光下应是朝气勃勃的气象。那晚恰逢阴历十六，天空明净，月色正浓，透过梧桐树的枯枝，让满院落叶披霜，撒下几分颓暮。我心里想着报上频频出现的后主亡国之词，也不禁唏嘘，这不正应了那“空照秦淮”一句嘛。
我与俞先生蜀中一别，也有五年未见了。他依旧是一头短发，饱满的国字脸上倒也未见甚多岁月的侵蚀。我与他相识在少年，时间虽久，但也尽是君子之交，更少谈国事。此番见面，我心中是恨不得立马能有结果，可进了门脑子却是空了，一时不知该从何谈起。
见到我，俞先生倒颇是高兴，握住手不放：“老李，真是凑巧，昨天刚接了表兄，今天你这又到了。”
“陈先生也在南京？”我惊喜地问道。
“他想去南边，或广州或香港，还没拿定主意，今天去上海了。”
听了这话，我叹道：“咱们这帮哈佛的老友这些年聚少离多，还真是想念当年啊。”
“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少年不知愁滋味啊。”
我听他这话里也是百感交集，也不禁叹了几声。上了楼梯，在书房落座，俞先生似是想起什么事情，拿起了日历反复翻转了几篇，“老李，你看看，今年的感恩节是哪天啊？”
我有些诧异，不知他怎么问起这事，便帮着他找到十一月的第四个周四，阳历是二十五号。
“怎么想起感恩节啦，”我问道。
他微微一笑，不大的眼睛里露出了狡黠和自得的笑容。用手指敲了敲头，笑道：“老李，我比你还大着几岁，可这儿看来还没生锈。刚才提起表兄，我就忽然想起来了，一九年的感恩节，不是和你一块在那个牧师家里吃饭，表兄还搞得人家好尴尬的。”
听了此话，我苦笑道：“老了确实是老了。都快能纪念三十年前的事了。”
我听到俞先生提起白牧师，正好给了我一个话头，便接着说道：“大维兄，你这刚说道，咱们相识也三十年了。也能算得上是君子之交了吧。”
俞先生见我面色凝重，不知我心事，便道：“老李，这是当然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我倒觉得你这人有时候是太淡了，这两年也不来往，当是没我这个老同学似的。”
我苦笑道：“你这官越大，我就越不敢来你这儿。我也没什么事儿求你，想来你这儿总是车水马龙的，我还不让你得片刻清静？”
“老李，你就是这般模样。没事求人就不能来了？像当年那样切磋切磋数学不也挺好？”
我点点头，缓声谢道：“大维兄，我先谢谢你这番话。你刚才提到白牧师，这事便真是与他家有关。白莎出事了。”
“白莎，”俞先生沉吟片刻，“你那个外甥女？当初在蒋夫人那儿见到过的。她怎么了？”
我压低了声音，轻轻地说道：“被抓起来了，说是共产党。”
俞先生听到此处也是一愣，诧异地问道：“她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是共产党？那次见她之后，我记得她不是和夫人走得很近吗？夫人后来还问起过我，只是说觉得小姑娘文章写得太犀利了。我倒也没在意。那会儿在重庆，别说是她了，一大帮子美国顾问也成天地刁难政府，谁不是心知肚明呢。怎么说也不会真是共产党了。”
“我想了好多办法，想把她先保出来。人家都跟我说，关进了歌乐山的看守所，天天都得上刑、过堂。你想她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受的住。”
“你说是歌乐山的看守所？”
见我点头，俞先生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神情：“老李啊，要是别处，我好歹也能想想办法。可那地方都是钦点的要犯，旁人都是插不上手的。而且那儿抓进去的，也都是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。现在国家都乱成这样了，都是这共产党闹的，我也不便插手。但愿是误抓的，总还能找回清白。”
两个月来郁积于心的烦闷，被俞先生那话突然地点燃了，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火气，把手中的茶杯重重地砸在桌上：“就算是有真凭实据，就算是共产党又怎么样。她一个小姑娘，十几岁跑回中国来抗日，为的什么？她谁也没害，就算是相信共产主义又怎么样。你们这就要关她，审她，这是哪家的王法。”
俞先生身子靠着藤椅背，面朝着天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老李，这话你可千万别在外面说。现在是戡乱时期，这样的话也就是在我这儿，换得旁人听了，你老弟也会有麻烦。”
我听着这话，心里更是气恼，一改平日的秉性，眼睛直盯着俞先生，一字一字道：“要是我被抓起来，你是不是也不管？”
俞先生摇摇头，避开了我的目光：“慰慈老弟，这事儿不干交情。现在谁家没有共产党，我家亲戚里也有共产党。他们那边宣传最是厉害，年轻人自打抗日那会儿就都亲共了。我劝你还是弄清究竟吧。若真是共产党，关在歌乐山是绝计保不出来的。”
我看他也是无能为力，毕竟这老友对我还算真诚。我起身道：“大维兄，这次本不想给你添麻烦，但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。你若是无能为力，我也不难为你。我也不算白来，总算见到你。今后说不准天各一方，你多保重吧。”
俞先生见我去意坚决，忙起身拉住我：“老李，你先坐，容我再想想。有一条路，只是不知行不行。”
这话似是黑夜中门开了一条缝，一线光明又浮在眼前，我忙坐下，问道：“什么路。只要能救她，怎么都行。”
“白莎是生在美国吧？”
我点头道：“不错，确实是。她生身父母没有留下话便故去了，所以我们对她所知不多。不过听伊莎白讲，她和白伊的出生证明事后都找到了，她们姐妹是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。”
“看来也只有这条路能试试。她既然是美国公民，那美国人总是要管的。我给司徒雷登大使写封信，你拿去找他。只要是美国公民，那保护也是他份内的事，就算是一时救不出来，总能好些。走这条路，无论她是真共产党也好，假共产党也好，我也不算是悖了自己的位置。”
见着这救命稻草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催着俞先生写好信，便又欲告辞。
“老李，你也不必急着走。今天这么晚了，你也不能去。岁数大了，见着老朋友，总要叙叙旧？老李，你自己今后怎么打算？”
“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。这么多年了，一个人过活。如今也就是乡下家里还有个妹妹，相依为命吧。本来还有些产业要顾及，这两年也不景气。我看自己这辈子也就是如此了。”
“老李，我也就直说吧。你是个老好人，可是在这乱世上却是难啊。”
我苦笑道：“你还不如说得更明白，我这人实在是笨得紧，苟且偷生到现在，也就是能做到对得起良心，旁的都顾不及了。”
“唉，我们这辈子人，就没安生过。生在清季的乱世，经历过军阀的混战，本想在海外学得报国的知识，谁成想又碰上了日本人。八年抗战过了，希望国家太平了，可这才几年，又是江山半陷。老李，你听我一句，要是能躲，你就躲开吧。”
“家里要是还有些产业，就赶紧卖了，换成容易带着的，到香港避避。你外甥女不是去了美国吗，要不就干脆出去。要是还想做事，不少工厂都在迁台，我也会去看看。那地方是小，但毕竟太平。”
我摇头叹道：“美国我是不会去了。当年去了，又回来，自是天命。回来了，终老家乡不也很好？我们四川人最是故土难离的。都到这岁数了，飘不动了。”
俞先生见说不动我，便垂下头，放低了声音：“慰慈老弟，我这可是心里话。说实在的，我现在坐在交通部长这位子上，本来不应该讲这些的，可是咱们毕竟是三十年的老友，你就听我一句吧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喝了一大口茶，仿佛是在寻找着能说动我的话：“我估计不差的话，也就是一两个月之间，江北就都会姓共了。”
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坦诚，便问道：“报上前不久还在报道徐东大捷，怎么这么快就败了？”
“嘿，徐东大捷。这事别人说不得，我可是说得。我前两天刚从徐蚌前线回来。唉，不看不知道，看了才知道什么叫兵败如山倒。”
“国军几十万人从徐州撤出来，结果在半路上又让人家围住，给养全都断了。”
“总统天天接着告急的电报。他开始觉着没事，我们还有空军。今年夏天苏俄把柏林给围了，英美空军就是靠空投维持着几十万人，一天里几千吨的物资都运过。总统就命令往徐蚌前线空投给养。”
“可是投了一个星期，前线还是告急，说是马上就要断粮。他也是没办法了，就想起我这个交通部长，让我去查查到底问题出在哪儿。”
“其实不问我也知道，无外乎十吨的物资，没上飞机就只剩了三吨，然后胡乱找个地方扔下去了事。总统既然信任我，我就亲自飞过去。”
“几十万人在下面，看得真真切切的。一有飞机过来，便见着黑压压的人往一起涌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以前飞机过来空投，不敢低飞，怕被共军打下去，老远地一扔了事，投到共军那边的也不少。我叫他们在国军阵地上方小半径地盘旋，降到八百米再投。总算是解个燃眉之急。”
“投完了物资，飞行员急着就要往回飞。我不让，告诉他们要去看共军的阵地。这回他们是打死也不敢，说是共军现在也有机枪和高射炮，以前就有飞机被打下去。”
“他们推三阻四，后来我也急了，说是总统的密令，让我侦察敌情。”
“他们见是拗不过，就答应先把高度拉上去，到共军的后方再低飞。”
“这一看不要紧，真是触目惊心，我也真是服了他们了。那天能见度很好，战场上已经落了雪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周围几十里都看得清楚。”
“过了共军阵地有个十几里，就见下面有那么一条黑线，长长的，看着像是路，但又似是在动。我就叫飞机往下降，看个究竟。”
“到了五百米左右，飞行员实在是不敢再降了。这个距离，就算是挺步枪也能打着我们。在那个高度也能看清楚，底下哪是路啊，是成群结队的挑夫和独轮车。车上满满地一麻袋一麻袋的，看不清装的是什么。我让飞机跟着这队伍，不多久就能看见前方天际，这黑线笔直地往共军阵地里去了。”
“是给共军送粮食的？”我问道。
俞先生无限怅惘地道：“可不是嘛。”
“离着共军的阵地越来越近，飞行员请示我还要不要往前飞。那时我也没心思再看了，便命令返航。我心里算了一下，那一条队就有至少二十里长，队里怎么也得有个两三万人，一个人若是推个一百斤，便是一千吨。我就算把手头的飞机都派去也跟不上这速度。”
说到这儿，俞先生默然了。
“这怕就是民心向背了吧。大维兄，你准备如何呢？”
他听了这话，猛地抬头，不大的眼睛里射出了精光，让我也一凛。
“老李，你不是给那边当说客的吧？”
我此时虽心里也有些紧张，但不知怎地，平日的拙嘴却变得不依不饶：“还用我当说客。你自己不也说是服了他们？”
他点点头，又回归了平日的和缓，低声道：“老李，咱们朋友归朋友，国事归国事。我跟你说，我和傅孟真、胡适之是一个心思，我们都不入国民党。国共的党派之争，我们也不过问。”
“可总统是行宪国大依据宪法选出来的，我这个交通部长也是行政院依法任命的。我当的是中华民国的部长，也并非是国民党的部长。党派荣辱我可以不管，但国家的法统我是宣过誓效忠的，无论如何是不能叛变的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接着说道：“老李，我劝你还是远离政治。这些事你搞不懂的，到头来还是自己吃苦头。”
若是往日，我便也认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，可那天不知怎的，也许是预料到可能从此天各一方，便又争了一句：“大维兄，政治上你自然比我老练。要说咱们一起留洋，好歹也是一路人，可是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，却是怎么也想不通。”
“你看看这届政府，就说行政院吧，从翁院长、到孙院长，你大维兄，还有王世杰，杭立武。这么一数，十几个留洋的博士，比杜鲁门总统的内阁都多几倍，怎么就败到这一步呢？”
“老李，你不是想说最无一用是书生吧。其实说就说吧。唉，我们这些书生也谬得总统的信任了。最可恨的就是这金圆券。王岫庐
本来就是个杂家，对经济也是外行，却担个经济部长。前两天我见他还赶着这当口去美国。我劝他，金圆券吃紧，此时去美不妥。可他还强嘴，说没事。”
“我们这些书生，是斗不过共产党。但有一节，气节不可失，明知不可为也要为，这便是书生本色。我们决不会像那些临阵变节的将军。所谓‘各顾妻子，挟持私虑’安在他们头上是一点不错。我是曾文正公之后，说来惭愧，不可能建成他那样的功业了。”
我摇摇头，叹道：“大维兄，我二十几年前回到乡下，维持着家里的几口盐井，现在想想那段日子，真是明白了很多。”
“刚回乡下，连怎么跟盐工说话都忘了，满脑子冒的都是英文。这二十多年我就一直想改，也一直试着在改，可终究是改不过来了。现在我脑子里就想着咱们说的话、做的事跟老百姓离得太远了。”
俞先生没有作答，只是盯着手中的茶杯。
我站起身，伸出手道：“大维兄，就此别过吧。”
他见我去意已决，便道：“老李，有些事儿，我管不了，你也管不了。只能各自珍重了。你若改变主意，只要是飞机还飞，我一定把你接出来。”
第二天，我便怀揣着俞先生的信去了美国使馆。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员，听着我的波士顿口音，也觉新奇，便忙着把信递了进去，并让我在门厅等候。过了约莫有一个钟点的时间，一位带着黑边眼睛的中年中国男子走了进来。
他伸出手，操着一口端正的京腔，言道：“李先生吗？弊姓傅，傅泾波，我是司徒大使的私人顾问。”
这傅先生的名头，我之前也有所耳闻，不想在此处相遇。
“俞部长给司徒大使的信，大使阁下看到了吗？”我小心地问道。
傅先生扶了扶眼镜，似是不知从何说起，便叫人上茶。我自是着急，哪有心品茶，忙着催道：“傅先生，此事关乎一个美国公民的生死，难道大使阁下也不愿管？”
“李先生，您先喝茶。大使先生今天不在，不过我和他通过电话，信里的事也和他讲了。他说多年前与白牧师便有过交往。日据时期，他们被软禁的地方离着不远，也见过面。这样的交情，若是能帮上的忙，自然会帮。”
我听着这话，似是那扇背后有光明的门又被推开了不少，便忙问道：
“美国使馆准备如何干涉？现今没有领事裁判权了，可至少得过问一下司法的程序？就算不能放了她，至少不能让他们用刑。”
傅先生端起手中的茶杯，抿了一口，犹豫片刻，便又放下：“李先生，据实讲吧，这事美国使馆也帮不上忙。”
他见我似是没有明白，便接着道：“若是美国公民的事，大使先生无论如何也会管的。就像您说的，治外法权民国三十二年美国政府就放弃了，可向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自然是一定的。可我们查了资料，您说的白莎小姐不是美国公民。”
我听着他的话，觉着必定是误会，便道：“她生在波士顿，她的出生证明，她的美国护照我都是看过的，肯定是美国公民。不会有错的。你们怎么能这么仓促地下决断，总得各方求证才可。”
傅先生摇摇头：“李先生，您说的这也不错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总是会查证的。可这个案子，却是例外，也不需要回美国取证。您可能不知道，白莎小姐三年前便在当时的重庆美国大使馆宣誓放弃美国国籍了。”
此时我心绪已乱，脸上尽是迷茫，只记着傅先生从公文夹中取出一张纸，放在我面前。
“您看，这记录得很清楚。这几年，在中国宣誓放弃美国国籍的就这么一例，大家都记得。上面写着，1946年5月，本人因与中国公民结婚，自愿放弃美国国籍。”
那天真是不知怎样离开了西康路，怎样回到了交通部的招待所。没了这最后的救命稻草，我是眼已盲了，前面尽是无边的黑暗。心里明白了白莎终究是会遭不测，却还是不愿立刻放弃希望。
我苦撑着颜面，也不断地让德诚从重庆汇钱来接济，找些以往在重庆曾有过瓜葛或是一面之交的在政府做事的拜过去。眼看着年关已到，却是少有人敢于问津如此棘手之事。
谁知到了四九年的元旦，又是一个始料未及的事件。这年的新年文告中，老蒋提出了愿与共产党和谈，还说个人的进退出处，决不缅怀，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。
正如俞先生所云，我这人于政治是极幼稚的，如此明白的文告在我看却是语焉不详。左右想来，却也只有俞先生能帮忙释读。可上次既己决绝离去，便又横不下心，再去见他。最终只得修书一封，派人送去。
俞先生的复信，大意是说江北大势已去，国府意在和谈而保半壁江山。近日将向对方示好，以图为谈判创造诚意。和谈期间，社会贤达或可居中调停，向国府高层进言。此事可与我有旧交的张表方老相商云云。
到了腊月二十三，总统下野的文告终是发了。第二天，果真如俞先生所料，李宗仁代总统发表文告，要“以高度诚意与最大努力，谋取和平实现，凡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，悉即分别撤销或停止”。虽是情形不明，总算又看见几丝光明。在南京又住了几天，却是再也理不出什么头绪。国府的政要们都如无头苍蝇般往着四面去了。
到腊月二十六那天，我便去了上海。此前打听出表老在虹桥疗养院养病，我本觉着此时去叨扰病人于心不忍。但毕竟是生死大事，也顾不得这许多，第二天一大早便找了去。
表老一身病号睡服，可看过去却是精神颇好。他握着我的手笑道：“慰慈，这可不像你呀，这可是入虎穴呀。”
见我不明他所指，表老拉着我的手坐下，接着道：“慰慈，我这哪是养病，这是当局把我软禁在这儿，怕我北上参加新政协。”
听着这话，我也是一惊，问道：“我在南京不是听说国府可能要和共产党和谈，会倚仗社会贤达，怎么还把您圈起来。”
“哼，都是说词。我跟你讲，慰慈，老蒋这就是缓兵之计。他自己不行了，把李德龄推出来收拾残局。”
我将白莎的事情告诉了表老，他听着也是满面愁容。“真是个好孩子。慰慈，这事不好办，想你也知道了。歌乐山也关了咱们民盟的盟员，也是有去无回。保出来，唉！”。他摇摇头，默然捋着长髯。
“这事急不得。李德龄说要释放政治犯，估计也是虚晃一枪，不过近日怕是还没有危险。听说张岳军
可能要主政西南。他毕竟是咱们四川人，我的话他还是听得进去。若是他去重庆，我便和他说说，好歹也给他自己积点德，留条后路。”
“不过，”表老停顿片刻，挑起了眉毛：“放出来怕是不容易。民盟的人也许能救出来，若是被认定了是共产党，就是张岳军也无能为力。唉，我试试，至少让你们能见上一面。”
“慰慈，你自己有何打算？”
我苦笑道：“表老，这阵子好多人都问这话。怎么打算。”
“是呀，慰慈，国运到了历史关头，每个人也都得定下何去何从！”
“我那老同学俞部长劝我躲开，去香港、美国或是到台湾。”
表老捋髯问道：“那你怎么想？”
“美国三十年前我去过，还是回来了。都快五十的人了，我不愿再背井离乡了，就在自流井待着吧。”
“慰慈，你还记得我之前劝你的话？”
我点点头道，“您劝我出来做事。可是我都到这岁数了，除了熬盐，旁的也不会，还能做什么？”
“哈，慰慈，我长你二十多岁还没想着隐居。现在国家选了自己的命运，一切都会变。仗再打个一年半载总是会完的。之后百废待兴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”
我摇头叹道：“那天我去见俞部长，觉着是不欢而散。我们这帮人，留了洋，却是把中国话都快忘了。我们这半辈子算是毁了，毁了自己，怕是也毁了国家。”
“慰慈，你这样便是太消极了。依我看，你未来还是大有所为。要是想回去四川也好，保护好桑梓。”
他示意我贴近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自己也要小心，特别是白莎的事。等我消息，切莫太急切了，小心他们困兽犹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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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三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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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年代末自贡、重庆和南京
1948年的年初二，白莎走了，这年却也像是过完了。等初五开了市，我带珊儿去照了相，按照白莎留下的地址寄去万县。
事做完了，心里陡然觉着原本手里面牵着的线一根根断去，空落落的不知如何排解。春暖花开之际，我给北平的若颖拍了电报，想邀她和抗儿回四川看看，抗儿还能带着珊儿这个小妹妹一道耍。
若颖回了信来，还附上了她和抗儿的近照，看着心里既暖还愁。她信上说，内战日激，山东、河南都在打仗，火车不安全，飞机票又太贵，也就只能待时局稳定后再看了。
我原本一心准备着在乡下静观时局，可谁知到了八月间，家里忽然来了位客人。德诚引着这人来书斋，说吴先生是白莎的朋友，有白莎委托带给我的东西。听见白莎的消息自然是好事，可这安排却也蹊跷，我便让德诚在外面给客人准备些饭菜，独自听他讲明来意。
那人二十几岁，身材高瘦，看着精干但不失斯文。他别的没有多说，只是拿出个包裹，说是白莎给我的，看了便明白。
包裹不大，从外面看倒像是本书。拆开来，先看见一张便笺，上面几个中国字，确是白莎的字迹：“舅舅，这本书我已看完，先还给你。”。那书的封面似曾相识，却果然是我旧日读过的雨果的《笑面人》。
那书是我当年寄给白莎的最后一本，原本想让她用盲文写上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最后的章节。当时正值淞沪会战的最后关头，书寄了出去，白莎没再寄回来，却不知她还收着，而过了十年竟又回到了我手中。
凭着记忆，翻到我上次的留言。果然，那几行盲文仍在，而对页上又打上了新的英文点字。那几行字是英文写的，大意是她如此书写是为让我确信是她的亲笔。小竺在下面业已安顿，盼女心切，请这位朋友来接珊儿，先去庆哥夔州老家，然后再母女团聚。
这事想想也确实有些蹊跷。这书是我当年的旧藏绝是不假，上面十几年前我留下的盲文仍是历历在目，便笺上的中文字迹是白莎的也该无误，无论如何也不该有什么差池。可这样，却也不得不让人去担心白莎为何如此小心，设了这么几重机关？
心里如此反复几次，却也只是一瞬。毕竟是白莎所请，也就没什么可说的，只是想着珊儿和我们住了一年，心里真是舍不得。孩子这么小，跟着个陌生人一路远行怎不让人担心？想到这儿，心里浮出了个念头，便向着年轻人问道：“要不我和你们一起走一程？珊儿这么小，怕和你认生，不好带的。”
原本以为那年轻人或许会有些犹豫，可谁知听了我的话，却是满脸感激的笑容，说道：“白姐其实和我说，您一定会要跟着的。我怕这样太麻烦您，开始就没敢提。”
我这边安排他先住上一晚，也和珊儿一起玩玩儿，免得后来认生。而那边，我却是费尽口舌和幺妹去说这事。想来她也真是可怜。这阵子把心全放在珊儿身上，如今说走便走，也没个只言片语，更谈不上她心里原想的相认干亲，确也伤了她的心。
我看她也心痛，便想着晚个几天启程。来接卢珊的年轻人倒是没说什么，反而是德诚劝我不如早走。待得越久，分别的时候反而更难受。
德诚的话说得也是在理，我也就对着幺妹的埋怨和眼泪视而不见，第二天便启程了。那年轻人看着也未必有家室孩子，可和卢珊却是玩得来，路上逗得她咯咯地笑。在重庆家里歇了一天，便换上船顺江而下去到万县。
到了万县，年轻人劝我和德诚回去，说是再往下去，路也不好走了，怕我吃不消，再者就是怕时间久了，又会舍不得和卢珊分开了。
这一行虽说不上是送君千里，可却也是希望能再走得长些，而如今才只三天，却真的觉着太短了。但是想想年轻人说的也不错，而卢珊毕竟是庆哥和小竺的女儿，不是外人，将来总是能见着，也就由他们去了。
我和德诚讲，白莎也该是在万县，只是没有确切的地址。德诚说着出去查访，我却也没有答应。白莎做的工作必是隐蔽的，而我心中想着的是或许我们会在街边偶遇。哪怕只是远远看到她一下，知道她安好也就够了。
此后一个礼拜，在万县却也没见着白莎的踪影，可临着要走了，却是听着满城传言当局在城里抓了好几个共产党的大人物。德诚把这消息告诉我，说起街上人都说是在码头看见的。抓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还有好几个女的。刚一听这话，我心里便有着不祥的预感，可却也不敢多说，只是闷在心里，整日忐忑。
在焦心中回到重庆，不安之感愈发重了。德诚原以为我只是不耐暑热，便安排着即日返回自贡。可我因为心里惦念着白莎，想着重庆至少消息灵通，若是能够凑巧碰上她的朋友熟人，更能从旁打听，所以迟迟不愿动身。
过了一个礼拜，我看着报上也没有提及在万县捕获共产党一事，便心存侥幸，想着或许是乡下人以讹传讹也未可知。谁知到了八月最后一周，几张大报同一天都登出了特大新闻，重庆和下川东几十名地下党遭捕，而白莎和小竺的名字赫然纸上。
我这人原本避世畏险，可经历了那两年的变故，听了白莎被捕的消息，却反而少了往日的惊慄，而多了几分勇武。我想起前一年那生活书店邱经理的太太小何，生着肺病还四出营救丈夫，便也学着那样多方联系，广寻门路。
我本想白莎自己是美国人，又曾在蒋夫人身边，终归与旁人不同，谁知一个月跑下来，好脸的是官样文章，软硬搪塞，而恶语的竟是反打一耙，扬言这是最高当局定下的死案，若我不放手，我这个不入流的小盐商被当通共抓了，哪怕是直接毙了也是股掌之间。
如此忙着搭救白莎，却也少顾及外面的局势，往往是隔几天看次报纸，才知道又几个城市易手。先是九月底的济南，然后是锦州、长春、郑州、沈阳。关外，听说是几十万国军没了，而华北却也只剩下北平一座孤城。
双十节那天，我给若颖发了电报，庆贺抗儿四岁生日。电报虽说是发出去了，可电报局的人却说目下是发出去的多，收回来的少。虽然电路尚通，可北平人心惶惶，多也顾不上回电报了。
遭此乱世，却真是让人左右为难。这一边想着白莎在狱中煎熬，每多一日便多一分折磨和痛苦，便盼着共军快快得胜，将她解救初来，永脱险境。可那一边，想想若颖母子，身陷孤城，却真怕城破之时，会是玉石俱焚。
两相牵挂之中，眼看到了四八年十二月初。若颖那边没了音信。此时北平已是兵临城下，平汉线早已不通，除了以金条计的机票，便再没得出城的办法。
重庆这边，能想到的关系都在疏通，可营救白莎还是一筹莫展。四川当地的朋友一听是关在了歌乐山，便都是摇头，劝我断了这念头。那里说情没得用，有几个被抓进去的还是川军将领的亲戚，也是保不出来。唯可用的有两条路，要么中央大员的手谕，要么美国人出面也或许有些作为。
说道中央大员，我便想到了俞先生。此时他仍任交通部长，虽说与此事关系不大，但毕竟也是中央大员了。想来白莎小时候也叫过他叔叔，总算是故人，或许能帮上忙。
我给俞先生拍去电报，未敢提及详情，只是说有件家事急需烦劳老友相援。俞先生倒是爽快，即日便复电，邀我赴宁详谈。他恐我生活也已拮据，便说日下航班不稳，会为我代为安排机票。
到得机场，才发现果真如报上所讲，眼下已是一票难求，特别是去往宁、沪或是广州香港的票，金圆券的标价已是过亿，动辄要用金条来换。看来若非俞先生帮忙，还未准几日才能到得南京。
中航公司的这驾客机中有通道，两厢各设了十个座位，却挤上了二十五人。客人落座不久，过道上又摆上了几只皮箱。此时能搞到机票的，总是有办法之人，但各人脸上皆是愁容不展，裹在冬日的棉袍、皮袄中各想心事。
降落南京时天色已渐黄昏，俞先生派了人到明故宫机场接我。此时离阳历年关还有半月，街面上甚是冷清，不时还有呼啸的兵车驶过。
此情此景看似比重庆更有一派肃杀之景。也难怪，南京与苏北几百里的路，加上一道大江，这就是国府最后的屏障了。若是徐州再败了，不出几日便会重演那“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头”的旧戏了。
俞公馆在城北，一座三层的洋楼，倒也巍峨。墙面是土红素面，间以红砖装饰，若是阳光下应是朝气勃勃的气象。那晚恰逢阴历十六，天空明净，月色正浓，透过梧桐树的枯枝，让满院落叶披霜，撒下几分颓暮。我心里想着报上频频出现的后主亡国之词，也不禁唏嘘，这不正应了那“空照秦淮”一句嘛。
我与俞先生蜀中一别，也有五年未见了。他依旧是一头短发，饱满的国字脸上倒也未见甚多岁月的侵蚀。我与他相识在少年，时间虽久，但也尽是君子之交，更少谈国事。此番见面，我心中是恨不得立马能有结果，可进了门脑子却是空了，一时不知该从何谈起。
见到我，俞先生倒颇是高兴，握住手不放：“老李，真是凑巧，昨天刚接了表兄，今天你这又到了。”
“陈先生也在南京？”我惊喜地问道。
“他想去南边，或广州或香港，还没拿定主意，今天去上海了。”
听了这话，我叹道：“咱们这帮哈佛的老友这些年聚少离多，还真是想念当年啊。”
“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少年不知愁滋味啊。”
我听他这话里也是百感交集，也不禁叹了几声。上了楼梯，在书房落座，俞先生似是想起什么事情，拿起了日历反复翻转了几篇，“老李，你看看，今年的感恩节是哪天啊？”
我有些诧异，不知他怎么问起这事，便帮着他找到十一月的第四个周四，阳历是二十五号。
“怎么想起感恩节啦，”我问道。
他微微一笑，不大的眼睛里露出了狡黠和自得的笑容。用手指敲了敲头，笑道：“老李，我比你还大着几岁，可这儿看来还没生锈。刚才提起表兄，我就忽然想起来了，一九年的感恩节，不是和你一块在那个牧师家里吃饭，表兄还搞得人家好尴尬的。”
听了此话，我苦笑道：“老了确实是老了。都快能纪念三十年前的事了。”
我听到俞先生提起白牧师，正好给了我一个话头，便接着说道：“大维兄，你这刚说道，咱们相识也三十年了。也能算得上是君子之交了吧。”
俞先生见我面色凝重，不知我心事，便道：“老李，这是当然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我倒觉得你这人有时候是太淡了，这两年也不来往，当是没我这个老同学似的。”
我苦笑道：“你这官越大，我就越不敢来你这儿。我也没什么事儿求你，想来你这儿总是车水马龙的，我还不让你得片刻清静？”
“老李，你就是这般模样。没事求人就不能来了？像当年那样切磋切磋数学不也挺好？”
我点点头，缓声谢道：“大维兄，我先谢谢你这番话。你刚才提到白牧师，这事便真是与他家有关。白莎出事了。”
“白莎，”俞先生沉吟片刻，“你那个外甥女？当初在蒋夫人那儿见到过的。她怎么了？”
我压低了声音，轻轻地说道：“被抓起来了，说是共产党。”
俞先生听到此处也是一愣，诧异地问道：“她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是共产党？那次见她之后，我记得她不是和夫人走得很近吗？夫人后来还问起过我，只是说觉得小姑娘文章写得太犀利了。我倒也没在意。那会儿在重庆，别说是她了，一大帮子美国顾问也成天地刁难政府，谁不是心知肚明呢。怎么说也不会真是共产党了。”
“我想了好多办法，想把她先保出来。人家都跟我说，关进了歌乐山的看守所，天天都得上刑、过堂。你想她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受的住。”
“你说是歌乐山的看守所？”
见我点头，俞先生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神情：“老李啊，要是别处，我好歹也能想想办法。可那地方都是钦点的要犯，旁人都是插不上手的。而且那儿抓进去的，也都是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。现在国家都乱成这样了，都是这共产党闹的，我也不便插手。但愿是误抓的，总还能找回清白。”
两个月来郁积于心的烦闷，被俞先生那话突然地点燃了，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火气，把手中的茶杯重重地砸在桌上：“就算是有真凭实据，就算是共产党又怎么样。她一个小姑娘，十几岁跑回中国来抗日，为的什么？她谁也没害，就算是相信共产主义又怎么样。你们这就要关她，审她，这是哪家的王法。”
俞先生身子靠着藤椅背，面朝着天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老李，这话你可千万别在外面说。现在是戡乱时期，这样的话也就是在我这儿，换得旁人听了，你老弟也会有麻烦。”
我听着这话，心里更是气恼，一改平日的秉性，眼睛直盯着俞先生，一字一字道：“要是我被抓起来，你是不是也不管？”
俞先生摇摇头，避开了我的目光：“慰慈老弟，这事儿不干交情。现在谁家没有共产党，我家亲戚里也有共产党。他们那边宣传最是厉害，年轻人自打抗日那会儿就都亲共了。我劝你还是弄清究竟吧。若真是共产党，关在歌乐山是绝计保不出来的。”
我看他也是无能为力，毕竟这老友对我还算真诚。我起身道：“大维兄，这次本不想给你添麻烦，但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。你若是无能为力，我也不难为你。我也不算白来，总算见到你。今后说不准天各一方，你多保重吧。”
俞先生见我去意坚决，忙起身拉住我：“老李，你先坐，容我再想想。有一条路，只是不知行不行。”
这话似是黑夜中门开了一条缝，一线光明又浮在眼前，我忙坐下，问道：“什么路。只要能救她，怎么都行。”
“白莎是生在美国吧？”
我点头道：“不错，确实是。她生身父母没有留下话便故去了，所以我们对她所知不多。不过听伊莎白讲，她和白伊的出生证明事后都找到了，她们姐妹是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。”
“看来也只有这条路能试试。她既然是美国公民，那美国人总是要管的。我给司徒雷登大使写封信，你拿去找他。只要是美国公民，那保护也是他份内的事，就算是一时救不出来，总能好些。走这条路，无论她是真共产党也好，假共产党也好，我也不算是悖了自己的位置。”
见着这救命稻草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催着俞先生写好信，便又欲告辞。
“老李，你也不必急着走。今天这么晚了，你也不能去。岁数大了，见着老朋友，总要叙叙旧？老李，你自己今后怎么打算？”
“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。这么多年了，一个人过活。如今也就是乡下家里还有个妹妹，相依为命吧。本来还有些产业要顾及，这两年也不景气。我看自己这辈子也就是如此了。”
“老李，我也就直说吧。你是个老好人，可是在这乱世上却是难啊。”
我苦笑道：“你还不如说得更明白，我这人实在是笨得紧，苟且偷生到现在，也就是能做到对得起良心，旁的都顾不及了。”
“唉，我们这辈子人，就没安生过。生在清季的乱世，经历过军阀的混战，本想在海外学得报国的知识，谁成想又碰上了日本人。八年抗战过了，希望国家太平了，可这才几年，又是江山半陷。老李，你听我一句，要是能躲，你就躲开吧。”
“家里要是还有些产业，就赶紧卖了，换成容易带着的，到香港避避。你外甥女不是去了美国吗，要不就干脆出去。要是还想做事，不少工厂都在迁台，我也会去看看。那地方是小，但毕竟太平。”
我摇头叹道：“美国我是不会去了。当年去了，又回来，自是天命。回来了，终老家乡不也很好？我们四川人最是故土难离的。都到这岁数了，飘不动了。”
俞先生见说不动我，便垂下头，放低了声音：“慰慈老弟，我这可是心里话。说实在的，我现在坐在交通部长这位子上，本来不应该讲这些的，可是咱们毕竟是三十年的老友，你就听我一句吧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喝了一大口茶，仿佛是在寻找着能说动我的话：“我估计不差的话，也就是一两个月之间，江北就都会姓共了。”
我没想到他会如此坦诚，便问道：“报上前不久还在报道徐东大捷，怎么这么快就败了？”
“嘿，徐东大捷。这事别人说不得，我可是说得。我前两天刚从徐蚌前线回来。唉，不看不知道，看了才知道什么叫兵败如山倒。”
“国军几十万人从徐州撤出来，结果在半路上又让人家围住，给养全都断了。”
“总统天天接着告急的电报。他开始觉着没事，我们还有空军。今年夏天苏俄把柏林给围了，英美空军就是靠空投维持着几十万人，一天里几千吨的物资都运过。总统就命令往徐蚌前线空投给养。”
“可是投了一个星期，前线还是告急，说是马上就要断粮。他也是没办法了，就想起我这个交通部长，让我去查查到底问题出在哪儿。”
“其实不问我也知道，无外乎十吨的物资，没上飞机就只剩了三吨，然后胡乱找个地方扔下去了事。总统既然信任我，我就亲自飞过去。”
“几十万人在下面，看得真真切切的。一有飞机过来，便见着黑压压的人往一起涌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以前飞机过来空投，不敢低飞，怕被共军打下去，老远地一扔了事，投到共军那边的也不少。我叫他们在国军阵地上方小半径地盘旋，降到八百米再投。总算是解个燃眉之急。”
“投完了物资，飞行员急着就要往回飞。我不让，告诉他们要去看共军的阵地。这回他们是打死也不敢，说是共军现在也有机枪和高射炮，以前就有飞机被打下去。”
“他们推三阻四，后来我也急了，说是总统的密令，让我侦察敌情。”
“他们见是拗不过，就答应先把高度拉上去，到共军的后方再低飞。”
“这一看不要紧，真是触目惊心，我也真是服了他们了。那天能见度很好，战场上已经落了雪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周围几十里都看得清楚。”
“过了共军阵地有个十几里，就见下面有那么一条黑线，长长的，看着像是路，但又似是在动。我就叫飞机往下降，看个究竟。”
“到了五百米左右，飞行员实在是不敢再降了。这个距离，就算是挺步枪也能打着我们。在那个高度也能看清楚，底下哪是路啊，是成群结队的挑夫和独轮车。车上满满地一麻袋一麻袋的，看不清装的是什么。我让飞机跟着这队伍，不多久就能看见前方天际，这黑线笔直地往共军阵地里去了。”
“是给共军送粮食的？”我问道。
俞先生无限怅惘地道：“可不是嘛。”
“离着共军的阵地越来越近，飞行员请示我还要不要往前飞。那时我也没心思再看了，便命令返航。我心里算了一下，那一条队就有至少二十里长，队里怎么也得有个两三万人，一个人若是推个一百斤，便是一千吨。我就算把手头的飞机都派去也跟不上这速度。”
说到这儿，俞先生默然了。
“这怕就是民心向背了吧。大维兄，你准备如何呢？”
他听了这话，猛地抬头，不大的眼睛里射出了精光，让我也一凛。
“老李，你不是给那边当说客的吧？”
我此时虽心里也有些紧张，但不知怎地，平日的拙嘴却变得不依不饶：“还用我当说客。你自己不也说是服了他们？”
他点点头，又回归了平日的和缓，低声道：“老李，咱们朋友归朋友，国事归国事。我跟你说，我和傅孟真、胡适之是一个心思，我们都不入国民党。国共的党派之争，我们也不过问。”
“可总统是行宪国大依据宪法选出来的，我这个交通部长也是行政院依法任命的。我当的是中华民国的部长，也并非是国民党的部长。党派荣辱我可以不管，但国家的法统我是宣过誓效忠的，无论如何是不能叛变的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接着说道：“老李，我劝你还是远离政治。这些事你搞不懂的，到头来还是自己吃苦头。”
若是往日，我便也认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，可那天不知怎的，也许是预料到可能从此天各一方，便又争了一句：“大维兄，政治上你自然比我老练。要说咱们一起留洋，好歹也是一路人，可是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，却是怎么也想不通。”
“你看看这届政府，就说行政院吧，从翁院长、到孙院长，你大维兄，还有王世杰，杭立武。这么一数，十几个留洋的博士，比杜鲁门总统的内阁都多几倍，怎么就败到这一步呢？”
“老李，你不是想说最无一用是书生吧。其实说就说吧。唉，我们这些书生也谬得总统的信任了。最可恨的就是这金圆券。王岫庐
本来就是个杂家，对经济也是外行，却担个经济部长。前两天我见他还赶着这当口去美国。我劝他，金圆券吃紧，此时去美不妥。可他还强嘴，说没事。”
“我们这些书生，是斗不过共产党。但有一节，气节不可失，明知不可为也要为，这便是书生本色。我们决不会像那些临阵变节的将军。所谓‘各顾妻子，挟持私虑’安在他们头上是一点不错。我是曾文正公之后，说来惭愧，不可能建成他那样的功业了。”
我摇摇头，叹道：“大维兄，我二十几年前回到乡下，维持着家里的几口盐井，现在想想那段日子，真是明白了很多。”
“刚回乡下，连怎么跟盐工说话都忘了，满脑子冒的都是英文。这二十多年我就一直想改，也一直试着在改，可终究是改不过来了。现在我脑子里就想着咱们说的话、做的事跟老百姓离得太远了。”
俞先生没有作答，只是盯着手中的茶杯。
我站起身，伸出手道：“大维兄，就此别过吧。”
他见我去意已决，便道：“老李，有些事儿，我管不了，你也管不了。只能各自珍重了。你若改变主意，只要是飞机还飞，我一定把你接出来。”
第二天，我便怀揣着俞先生的信去了美国使馆。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员，听着我的波士顿口音，也觉新奇，便忙着把信递了进去，并让我在门厅等候。过了约莫有一个钟点的时间，一位带着黑边眼睛的中年中国男子走了进来。
他伸出手，操着一口端正的京腔，言道：“李先生吗？弊姓傅，傅泾波，我是司徒大使的私人顾问。”
这傅先生的名头，我之前也有所耳闻，不想在此处相遇。
“俞部长给司徒大使的信，大使阁下看到了吗？”我小心地问道。
傅先生扶了扶眼镜，似是不知从何说起，便叫人上茶。我自是着急，哪有心品茶，忙着催道：“傅先生，此事关乎一个美国公民的生死，难道大使阁下也不愿管？”
“李先生，您先喝茶。大使先生今天不在，不过我和他通过电话，信里的事也和他讲了。他说多年前与白牧师便有过交往。日据时期，他们被软禁的地方离着不远，也见过面。这样的交情，若是能帮上的忙，自然会帮。”
我听着这话，似是那扇背后有光明的门又被推开了不少，便忙问道：
“美国使馆准备如何干涉？现今没有领事裁判权了，可至少得过问一下司法的程序？就算不能放了她，至少不能让他们用刑。”
傅先生端起手中的茶杯，抿了一口，犹豫片刻，便又放下：“李先生，据实讲吧，这事美国使馆也帮不上忙。”
他见我似是没有明白，便接着道：“若是美国公民的事，大使先生无论如何也会管的。就像您说的，治外法权民国三十二年美国政府就放弃了，可向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自然是一定的。可我们查了资料，您说的白莎小姐不是美国公民。”
我听着他的话，觉着必定是误会，便道：“她生在波士顿，她的出生证明，她的美国护照我都是看过的，肯定是美国公民。不会有错的。你们怎么能这么仓促地下决断，总得各方求证才可。”
傅先生摇摇头：“李先生，您说的这也不错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总是会查证的。可这个案子，却是例外，也不需要回美国取证。您可能不知道，白莎小姐三年前便在当时的重庆美国大使馆宣誓放弃美国国籍了。”
此时我心绪已乱，脸上尽是迷茫，只记着傅先生从公文夹中取出一张纸，放在我面前。
“您看，这记录得很清楚。这几年，在中国宣誓放弃美国国籍的就这么一例，大家都记得。上面写着，1946年5月，本人因与中国公民结婚，自愿放弃美国国籍。”
那天真是不知怎样离开了西康路，怎样回到了交通部的招待所。没了这最后的救命稻草，我是眼已盲了，前面尽是无边的黑暗。心里明白了白莎终究是会遭不测，却还是不愿立刻放弃希望。
我苦撑着颜面，也不断地让德诚从重庆汇钱来接济，找些以往在重庆曾有过瓜葛或是一面之交的在政府做事的拜过去。眼看着年关已到，却是少有人敢于问津如此棘手之事。
谁知到了四九年的元旦，又是一个始料未及的事件。这年的新年文告中，老蒋提出了愿与共产党和谈，还说个人的进退出处，决不缅怀，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。
正如俞先生所云，我这人于政治是极幼稚的，如此明白的文告在我看却是语焉不详。左右想来，却也只有俞先生能帮忙释读。可上次既己决绝离去，便又横不下心，再去见他。最终只得修书一封，派人送去。
俞先生的复信，大意是说江北大势已去，国府意在和谈而保半壁江山。近日将向对方示好，以图为谈判创造诚意。和谈期间，社会贤达或可居中调停，向国府高层进言。此事可与我有旧交的张表方老相商云云。
到了腊月二十三，总统下野的文告终是发了。第二天，果真如俞先生所料，李宗仁代总统发表文告，要“以高度诚意与最大努力，谋取和平实现，凡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，悉即分别撤销或停止”。虽是情形不明，总算又看见几丝光明。在南京又住了几天，却是再也理不出什么头绪。国府的政要们都如无头苍蝇般往着四面去了。
到腊月二十六那天，我便去了上海。此前打听出表老在虹桥疗养院养病，我本觉着此时去叨扰病人于心不忍。但毕竟是生死大事，也顾不得这许多，第二天一大早便找了去。
表老一身病号睡服，可看过去却是精神颇好。他握着我的手笑道：“慰慈，这可不像你呀，这可是入虎穴呀。”
见我不明他所指，表老拉着我的手坐下，接着道：“慰慈，我这哪是养病，这是当局把我软禁在这儿，怕我北上参加新政协。”
听着这话，我也是一惊，问道：“我在南京不是听说国府可能要和共产党和谈，会倚仗社会贤达，怎么还把您圈起来。”
“哼，都是说词。我跟你讲，慰慈，老蒋这就是缓兵之计。他自己不行了，把李德龄推出来收拾残局。”
我将白莎的事情告诉了表老，他听着也是满面愁容。“真是个好孩子。慰慈，这事不好办，想你也知道了。歌乐山也关了咱们民盟的盟员，也是有去无回。保出来，唉！”。他摇摇头，默然捋着长髯。
“这事急不得。李德龄说要释放政治犯，估计也是虚晃一枪，不过近日怕是还没有危险。听说张岳军
可能要主政西南。他毕竟是咱们四川人，我的话他还是听得进去。若是他去重庆，我便和他说说，好歹也给他自己积点德，留条后路。”
“不过，”表老停顿片刻，挑起了眉毛：“放出来怕是不容易。民盟的人也许能救出来，若是被认定了是共产党，就是张岳军也无能为力。唉，我试试，至少让你们能见上一面。”
“慰慈，你自己有何打算？”
我苦笑道：“表老，这阵子好多人都问这话。怎么打算。”
“是呀，慰慈，国运到了历史关头，每个人也都得定下何去何从！”
“我那老同学俞部长劝我躲开，去香港、美国或是到台湾。”
表老捋髯问道：“那你怎么想？”
“美国三十年前我去过，还是回来了。都快五十的人了，我不愿再背井离乡了，就在自流井待着吧。”
“慰慈，你还记得我之前劝你的话？”
我点点头道，“您劝我出来做事。可是我都到这岁数了，除了熬盐，旁的也不会，还能做什么？”
“哈，慰慈，我长你二十多岁还没想着隐居。现在国家选了自己的命运，一切都会变。仗再打个一年半载总是会完的。之后百废待兴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”
我摇头叹道：“那天我去见俞部长，觉着是不欢而散。我们这帮人，留了洋，却是把中国话都快忘了。我们这半辈子算是毁了，毁了自己，怕是也毁了国家。”
“慰慈，你这样便是太消极了。依我看，你未来还是大有所为。要是想回去四川也好，保护好桑梓。”
他示意我贴近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自己也要小心，特别是白莎的事。等我消息，切莫太急切了，小心他们困兽犹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