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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末四川自流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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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五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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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清末四川自流井

    白牧师走后大约半年,我收着了他的来信。拆封之前,我把信封捏在手中,端详良久。黑色波浪线的邮戳,印着外国绅士的邮票,米色的信封在指尖感觉致密,细细闻去,还带着淡淡的异国气息。拆开来,信纸是象牙色的,坚韧有力。

    白牧师的话语透过他优雅俊朗的笔体从远方传来。他讲述了险象环生的三峡行舟、上海的故地重游、横跨大洋的气象万千、当然还有与白夫人以及伊莎白重逢的天伦之乐。他还特别提到了伊莎白收到魔盒时的惊喜。他说伊莎白在学校进步迅速,不仅已经学会了用触觉阅读的盲文字母,还在一块特制钢板的帮助下学会写我们所使用的字母了。

    接着我就看到了伊莎白写的字。与牧师清秀的笔体不同,她用的是拇指大小的大写字母,拐弯的地方很是生硬。她下笔时想必需很用力才能保持笔画的走势,纸的背面因此而微微突起。

    “亲爱的乔治,

    非常感谢你托父亲带来了漂亮可爱的礼物。我已经打开了盒子。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你并且打开给你看。

    你真诚的,

    伊莎白”

    白天,我把这封有父女两人笔迹的信贴身带着,夜里也常常把它拿出来,读上面的文字,感受纸张的纹理,把它放到油灯上,看光线透过纸张的明暗变化。我用手指抚摸伊莎白的每一处笔画,想象她在茫茫黑暗中如何写字。

    我不知道那是否就是青春期前初次的爱情萌动。但那的确和长大以后的恋情一样,充满渴望,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强烈。我的思绪已经飞过大洋,飞到了白牧师和伊莎白身边。我所希望延续的是一个桃源诗境。

    然而事与愿违,美好的憧憬很快被打断,世界潮流已如惊涛骇浪般扑面而来。父亲每次从成都回来,面色便阴沉无奈。我人小,自是不敢去问他的大事,只是听随父亲去过成都的老管家提起朝廷在立宪一事上一拖再拖。他对立宪、内阁这些新词自是不懂,只是念叨咨议局中各地的绅商贤达都说朝廷出了大大的奸臣。

    到第二年春夏之际,父亲更是频频往返于自流井和省城,连井上的生意都顾不到了。父亲旧历六月初回了一次自流井,提起成都出了大事。

    此前朝廷下旨,要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。这川汉铁路原本是洋人要办的,后来各地征集民股,改为了民办。这民办之中,不仅是像我们李家这样的绅商有了股份,而且因为在各项税捐里也附加了租股,所以就算是一般百姓所持的股份也不在少数。

    端午节过后,朝廷铁路国有的办法下来,竟然是将大小股东的股金换做未来国有公司的股份,而概不退还现款。如此路没了,钱也没了,此消息一经传出,全川民情鼎沸。在成都的省咨议局的各位代表发起成立了“四川保路同志会”,要“进京请命,破约保路。”与父亲同在咨议局的蒲殿俊议长、罗纶副议长也当仁不让地做了保路同志会的正副会长。

    这些国家大事,我当时自然是半懂不懂,内中不少细节也是日后辗转听来。我问父亲他是不是也要进京,他说这赴京请命还是年轻人更能胜任,而成都则需要些老成持重的维持局面。不到一个月内,保路同志会的会员已逾十万,如不万分小心,说不准就会激起民变。

    父亲这一去,便是将近两个月。那年该是闰六月,酷暑难当。家里众人挂念父亲,更是难挨。到了旧历七月初,父亲才又回到自流井。说是回来,可却只遣了管家回来报信,而自己直奔井上。黄昏将至时,父亲回到家,却是说只待一晚,忙着让管家和孃孃帮他收拾行李,第二天仍要返蓉。

    掌灯时分,父亲叫我去他房里,问了功课之后,他靠在躺椅上,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    “然儿啊,这次爹爹去成都,办好了,路上来回十天,开会五天、十天,不到一个月就能回来。要是办不好,就说不准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到中秋的时候您必定是能回来?”我小心地问道。

    听着我提起中秋,父亲先是一怔,然后坐起身,拿起水烟壶,深深地吸了两口。

    “然儿,你现在说大不大,说小也不小了。跟着洋牧师们学的这些年,也懂了不少事,爹就多给你讲讲。爹这次出门,要是办不好,不单中秋不好说,就是重阳也未必能回来。”

    “上次去成都,事情本来也还顺利。咱们总督,赵季帅

    也连番电奏,请朝廷收回成命,还连带参劾了邮传部的盛宣怀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看季帅如此秉公,自是欣慰,请他到铁路公司的股东大会训话,再代为上奏。事情至此本是颇有转机,可谁知道朝廷奸佞当道,无论如何不改前命。”

    “这不是,到了这月初一,朝廷又来电报,还是老调,修路仍支川款,还说保路乃是少年寻衅滋事、劣绅离间官民,要季帅严加弹压。”

    “这消息传到股东大会,自是群情激愤,再议了没多久,大家便定下了罢市之举。”

    “罢市?”我有些不解地问道。

    父亲见我插话,倒是没责怪,解释道:“说罢市,那就是成都各街的铺子都关门。”

    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又接着问道:“可要是铺子都关了门,那不是买不着吃穿了吗?”

    我这问话自然脱不了孩子的稚气,可父亲听了,眼里却是露出了些赞许的神情。

    “然儿,你看,你这娃娃都懂的道理,也亏得我们这些大人们却还是争来争去。这上午才说起罢市,下午米价和盐价就飞涨几倍。爹觉着这事也有些不妥,可拗不过众议,只能和蒲殿俊、罗纶蒲几位代表一起去总督署禀告季帅。”

    “季帅也是这意思,我们明明是和盛宣怀、端方他们过不去,这么罢市,苦的是川中百姓,而那几个奸臣倒是未必伤着半根汗毛。要是罢下去,激起更大的民变,那这保路他也护不住了。”

    “季帅见我年岁稍长,还留我多说了几句,望我们咨议局里老成些的出来一起居中周旋。可是此事已经难得收拾。我离开成都那天,全城的铺子都关了。”

    说到这里,父亲叹了口气,手里拿着水烟壶,本想吸一口,却又不知想到什么,一时愣在那里。

    我见他一直沉默着,就放大些胆子,轻声问道:“爹爹,您说到底怎么才是对的呢?”

    这一问,倒是让父亲回过神,微微苦笑道:“咳,然儿,你这可把爹也考住了。爹比其他的人长几岁,可这铁路、内阁、咨议局、资政院,这都是新说法,爹是不懂,可我看那几个年轻气盛又留过洋的,也说不出个万全的对策。说来说去,爹现在也实在有些骑虎难下。”

    父亲停下来,终于想起刚刚未曾吸的那口烟,深深地吸下去,然后缓缓说道:“这事说不好是有人要坐大牢,有人要杀头的。”

    杀头这词听得我一时悚然,呆在那里,也不敢再多问,只是听着父亲接着叹道:“蒲殿俊、罗纶蒲、张澜他们又说要是罢市还不行,就抗粮、抗捐。我看着情势难辨,就说家里有急事,赶了回来。然儿,你怕是不知道这里的利害。罢市说来说去也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事,自己不买也不卖,朝廷看着气,却也说不准是懒得管。可要是抗粮、抗税、抗捐,那就是造反啊。”

    “爹本想着是要急流勇退了,回家路上过资中,却是碰着了也是在咨议局的罗颂成大人。罗大人和我两个在咨议局里算是老人。他是同治五年生人,比爹还长上两岁。也就因为岁数相当,我们还多谈得来。”

    “罗大人见着我,自是问起成都的事情。我原本跟他说了,还劝他说,我们这些同治年生的人也都老了,还是退居乡野,明哲保身吧。可罗大人却说不然。他这就是听了消息后要赶去成都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罗大人不怕坐牢、杀头吗?”我不解地问道。

    “嘿,要说,他也还真是未必怕。他是光绪十九年癸巳科的进士,后入翰林院。戊戌变法时,他和康梁走得近,差一点就被算了康党,在刑部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出来。可那毕竟是十多年前。我们在咨议局这一年,他显着格外老成持重,众人都尊他颂公,本该不是赴险之人。”

    “这罗大人说道理千条万条,有两条总是不错的,况且这两条都是先帝德宗皇上

    的圣谕:‘庶政公诸舆论、铁路准归商办’。”

    “既然说庶政公诸舆论,那就不能绕过资政院、绕过咨议局,绕过全川的百姓。既然说铁路准归商办,那就不能不顾股东、不退股金,不还路权。说到底,君无戏言。如果这两条先帝圣谕不做数,那预备立宪还做不做数?召开国会还做不做数?如果原本准归商办的铁路能收归国有,那将来自流井的盐井是不是也要收归国有?”

    “颂公这几问,都是问到要害上,我也大有顿悟之感。只是那时人已经快要到家,心意已在退避,却也是一时转不过来。”

    “他看我已动心,便又劝我道,我们这些同治朝生的人,也算得上三朝元老了。如今情势多变,正是需要老成练达之人从中斡旋。再者,我们现今保路,全川各地无不响应,我作为自流井的代表,若是退了,岂不辜负众多盐商同业大小股东的殷望。”

    “最后颂公和我商定,他就在资中等着我。今天是七夕,我们需在七月十三股东大会前一同赶回成都。”

    “爹,我陪你一起去。”我虽是只听得半懂,可觉着胸中不知哪里来的一股豪气,就这么说了。

    父亲坚决地挥挥手,提高声调说道:“万万不可。爹说了,这事情办不好要坐牢。咱们李家几代单传,你绝不可涉险。”

    说完后,爹把水烟壶放在身边的桌上,伸出手,把我拉近些。他放低了声音,似是怕隔墙有耳,轻声叮嘱道:“然儿,爹有几件事得嘱咐给你听。你只管听着,记着。”

    “管家这次和爹回来,就留家里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爹您怎么办?”

    父亲又挥挥手,说道:“爹不是说了,你只管听着。家里旁的人爹不放心。成都的事他左右也帮不上。不管大事小事,你都要听管家的,这是其一,你答应爹。”

    我郑重地点点头:“我一定听话。”

    “这第二嘛,”爹沉吟片刻,轻轻地叹口气,接着说道:“还不光是得听话。管家毕竟是下人,有的事他不好说。你事先和他商量好,话由你说,他当众听了,去办就是了。”

    “这第三件是钱。井上的账目今天爹和管家都安排妥了,工钱也往前付了三个月。柜上所余的现银,我让管家开了借据,放在学校的洋牧师们那里。他们是出家人,官府也不敢上洋人那儿要钱。这事儿只有管家和你知道,任第二个人不可以说。”

    “最后嘛,爹到了成都,每天会发电报回来。管家到电报局去取,旁人并不知道。要是电报断了,那就是出了事。若是真出了事,你一定先莫慌张,和管家尽量维持。要是三五日就过去了,自己慌反受其乱。若要是真的官府来人,你们就躲去教堂,请洋牧师们庇护。”

    爹没再多说什么,或是也不想让孃孃和下人们看出些端倪,便遣我回屋了。此时虽说已是过了处暑,可晚上仍是潮热难当。一个人在房里独望渐圆的新月横跨天河,不想也不敢睡去。父亲的一番话,我那时不懂的为多,而懂的那几句,只能让我心里满是恐慌。

    或是想排解心中的不安,我找出了纸笔,努力着给白牧师写信。写信这念头从何而来,我说不完全,怕是爹讲的那些让我想起了白牧师此前讲过的他家祖先的故事。抗粮、抗捐、昏庸的朝廷和勇敢的抗争,这里面隐约着便是列克星敦和康科德、邦克山和福吉谷的影子。我想着在白牧师家史中或许也能找到几条帮上父亲的妙计。

    哎,此时再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也是于事无补。谁又成想那万里之外,百多年前的海外轶事竟成了救急药。我写信向白牧师请教父亲和国家所面临的大事,希望他能给我们些指引。

    前几年跟着白牧师读《圣经》,再加上学堂里的功课,我的英文自然日渐长进,可此时搜肠刮肚却也难找出辞答意切的表述。待我誊出最终的版本,桌边已散落不知多少揉皱的纸团。此时天已微明,听着前院声音隐约传来,想是父亲已然起身,准备起程了。

    我忙着把信封好,跑了出去。父亲见我,只淡淡地说了句:“然儿,好生看家。”便转过身,准备出门。

    父亲的淡然想来是为着不让旁人看出此行的凶险,我也提醒着自己万万不可露出伤心。

    “爹,”我说,“我给白牧师写了一封信。或许他能给咱们出些主意。”

    他拿着信封,上上下下仔细地看着一个个不认识的字母,沉默良久。在那沉默中,我似是看到父亲眼角有些湿润,便忙着躲开了他的目光。

    “这信是认真写的吧?”父亲问道。

    我不敢抬头,只是默默地点头。

    “认真就好。要给爹争气。”

    虽只是那么短短的一句话,我的泪水却再也忍不住。我怕父亲责怪我没出息,胡乱地在衣襟上擦了泪水。

    父亲怕也是不愿再如此伤别,转过身,边走边说道:“然儿,好好读书。等你大些,爹送你去白牧师的国家读书。”